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篇一：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四百年，历史中不算短的一段，虽然只有周朝八百年天下的一半。从1587年到1987年，它跨越了中国古代、近现代和当代，如果我们按习惯把1840年作为分界线的话。要是把这期间世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用文字记录下来，估计光造纸需要砍伐的森林面积就会远远超出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造成的损失。幸运的是，人类具有遗忘功能，很多无足轻重的小事不需要记载也无须记忆，否则我们都该生活在沙漠了。但同样幸运的是发生在1587年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被记录了下来，更幸运的是一位叫黄仁宇的华人把这些事件归纳分析并提出一种谓之“大历史观”的观点，而后历时7年成书《万历十五年》。
            一、四百年的轮回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也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四百年后的1987年，年轻的共和国38岁，实施改革开放不久，正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西方涌入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荡，这个古老的国度已是人心涌动，党的领导人也刚刚在年初完成交接，这预示着政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历经近十年的解放思想和不断摸索实践，执政者在1987年发现了让中国实现腾飞的“一体两翼飞行器”，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分三步走则是目标设定。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文-化-大-革-命、土地改革、姓资姓社大讨论等一系列实践中提炼得来的。也是这一年开始，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乱，随后几年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但这次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中国身上失效了，社会主义的大旗非但没有倒下，东方巨人的身姿还逾见挺拔，虽然这以后出现了89年的政治风波、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已不可更改。
            二、从下降通道到上升通道
            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苛税猛于虎，《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都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答“李约瑟之谜”。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同时政府极力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壮志难酬郁郁而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不光是庶民，乃至天子，都无不成为牺牲品。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封建皇权制度走到了它的终点，但中国却进入了长达38年的黎明前黑暗，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古老的东方才现出曙光。在战火纷飞的暗夜中，马克思主义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几经曲折，几经摸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前进的指南，市场经济体制则成为了推动国家机器前行的引擎。思想的解放，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在近四百年后，从下降通道重返上升通道。
       
        篇二：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黄仁宇在书中提出的这一难题，到现在也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自古以来，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似乎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于是出现了海瑞、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好官；但同时，我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又远低于世界水平，于是“正龙拍虎”案件中的官员可以“为虎作伥”，撒下弥天大谎也不过是暂时撤职，很快又会复出。《万历十五年》中解剖了海瑞这只“老鹰”（叫麻雀不太合适），让我们看见了“泛道德”官员的困境。
            根据心理学，硬塞给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往往只会给他挫败感。同样，明初朱元璋开出的寒酸薪水条，只能让官员集团寻求其他温饱途径，不排除一些官员面对海瑞这样的“圣人官”，会高山仰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事实证明，大多数官员为了温饱“开戒”后，难免会想“既然贪了，剩下的只是多少的问题”，从而变本加厉。从这一点上看，目前公务员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薪水，有一定现实意义。
            在封建社会，官员的公德和私德几乎完全一体，父母去世，上级送来的不是安慰和事假，而是为期3 年的超常不带薪假期“丁忧”，因为“求贤臣于孝子之门”。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很多，即使和父母打着官司——在古代可被称为 “忤逆”，可能判杀头的——有能力的官员还是照常任职。“个人作风问题”一票否决官员升迁的时代也并未远去。正如黄仁宇评价海瑞那样，违背了人的正常需求，造就出的当然只能是一批古怪的人，这种古怪也延续到了他判案之中。
            官员的德行值得关注，但应该关注的是其中可能影响行政的部分。比如最常见也最具威力的“不道德”行为——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这样说。国外及港澳台等地的相关例子不胜枚举，如克林顿在性丑闻事件中的谎言，险些导致其被弹劾下台。公民可以原谅总统有外遇，但决不容忍总统说谎——即使在总统的私事方面，你可以选择不回答，但也不能说谎。因为一个人在私事上说谎，也就可能在涉及公共的事务上说谎，反观国内，有意无意说谎的官员实在太多了。（
       
        篇三：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任何人的生活、权力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我们期望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圣者出现改造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体制”。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由于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长胜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我终于知道，一个不好的皇帝往往是由于一些原因。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读到张居正是，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戚继光和张居正一样是很有作为的，戚继光发明的战法确实令人惊叹，这让我知道早在明代就有人发明了各兵种协同作战，并使用火器。弗朗基和大将军炮，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应用，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西方国家已经有了大船，火炮。1587年，这一年正值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
            黄仁宇先生认为； 国家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可以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篇四：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英文直译为“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本书是黄仁宇通过不同的人物从不同的侧面来看当时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各种性格，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成为当时制度的牺牲品。作者以1587为基点，从小事着眼，辅以当时人物，描写了藏在表面和平下的制度危机。
            首先提到的是万历皇帝。万历十五年时，皇帝已心灰意懒，多年没有上朝了。万历曾经也是一个野心勃勃，希望通过励精图治达到”万历中兴”的有为的皇帝。而文官集团只希望皇帝做一个象征，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在各种繁琐的近宗教式的仪式中扮演一种道德上的楷模，以之教化百姓、团结官僚集团。我过去以为皇帝无所不能，什么事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办，但历史告诉我不是这样的。万历是一只囚禁笼内的鸟，而这只笼子是成熟的文官集团。万历在笼中失去有天性之爱的正常人的生活，母亲的感激不能慈爱地表达，妻子妃嫔对万历仅是畏惧，儿子在争储中疏远，连唯一有心灵交流的郑妃也无法使她的儿子立储，来讨心爱的人的欢心和保证她的未来。他面对的是“讪君卖直”的口是心非的官员，这些人只是把正直当商品。用诽谤和所谓“敢谏”来获取名声，他们所的也不只是名节，还有伴随道德楷模所带来的还乡后的权威。万历的不作为是对官僚集团的反抗，高级官员不增补，以致六部部长都有多位空缺。
            首辅张居正是向现实妥协的人，不过他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个认清***、利用***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当时的文官大多是阴阳的两面派、阴谋家，那么张居正毫无疑问是其中玩弄阴阳的佼佼者。张居正当上首辅也是一次次玩弄阴谋权术的结果。就方法上看张居正的手法肮脏，但是张居正做的事又是为了百姓和国家，一条鞭法的大胆改革旨在将繁琐的税赋简化，以减少其中猫腻，对官员的考察法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这提高效率的方法仍是上级向下级施压而没有从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充实了国库为万历三大征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我看来张居正要获得成就，在朝中扶植亲信，是无法避免的，没有那些亲信的支持，没有把握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权力，没有下级办事官员的执行，张居正位置再高，帽子再大，也只能是万历第二。张居正是个改革家，但他面对的社会积重难返，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张居正苦心十年后操劳而死，其改革方案也被一一废除。
            申时行是个与张居正不同的首辅。他是深谙文官心里者，懂得在皇帝与文官间调和。申时行是文官制度下楷模，看似没有什么功绩却办成了很多大事，只是他可以为治黄河选择正确人选却无法保证正确的人选一直被选择。最后他也无法逃脱个人的悲剧命运，被百官弹劾驱逐。他期望通过当时的官僚政治推动仁政建立和谐社会，也是失败告终。
            海瑞是个悲剧。文官集团认为海瑞和万历一样用来作为官僚集团的装饰就可以了，这样的顽固人用不得。海瑞的悲剧不止于被官僚集团抛弃而无法实现人生理想。同样在于海瑞即使处要职也无法实现理想。从海瑞经理的案件来看，海瑞因为技术手段的不足无法凭证据等判断，海瑞做不到公正，他能做的只是偏袒穷人，而百姓也绝不都是善类，海瑞也曾抱怨刁民假称富人强占田，导致案件变复杂。海瑞以儒家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但这已经不是那个遥远的时代了。官员的贪污腐化也不能以现今标准来看，那些“常例”是朝廷默许的，也可以说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需求一种妥协和放权，比如支付吏的工资。甚至可以说海瑞是在向当时的经济制度发起挑战。比如“不少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做额外收入的资本。”可见土地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甚至不只是王公大臣，还有平民百姓。官职不止是一个行政上的职位同时还是获得财富身份地位的工具，而这利益收益的不是官员一人，还有官员背后的整个家族。一个家族中的贫民常常是靠官老爷接济，获得教育机会的。另一方面看海瑞看似为民做了公道，但那些地主难道就不是民吗，他们取得的财产就可以任意处置吗，制度上的悲剧也就在此，正规经营得利者因其能力积累财富成为地主往往代表先进生产力，而这部分人一直是被历史舆论打压丑化的。兼并为何不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英国工业化前也有圈地运动，可能是当时没有没有解决失业农民生计的方法，比如工场或工业化的工厂，所以失业农民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然后发起席卷帝国的风暴，最后简单打败复杂，一切又回复单元的均匀的状态，开始新一轮的帝国兴衰。总的来看，海瑞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以上三人或是要改革，或是要保持现状，或是要回到洪武年代的吏治，但都失败了。包括万历皇帝在内他们面对的是深刻的制度问题。
            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历史的复杂性。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都不是单纯能用善恶评价的。其行为的复杂是因为其背后历史环境的复杂，要妥当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除了善恶之外，还有很多事不是想当然的，例如万历皇帝的权力范围不大，不能随心所欲，没有金融机构做中间调节造成的社会经济畸形（如全民高利贷），现在不合理的东西在当时可能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出现或者必需的。
            读完这本书仍稍感不足，虽然《万历十五年》从小事着眼，其中有部分民间经济的叙述，但对理解作者的大历史观仍感不足，当然也可能是我本人读书不足。我感觉中国历史对于上流人士给予了过多关心，而忽略了下层百姓如何求生存求发展，对农民常常一个小农经济的印象贯穿始终，但各时各地的小农经济定有不同，富裕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山地和平原水乡，北方还要面对游牧民族的抢掠，南方要和少数民族融合，各地情况不同，经济发展形式也应当不同，数字管理是否有其需要，又是发展到何时需要，为何不能自行产生，都是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是不了解这个国家。但从《万历十五年》中窥见的民间经济无正规银行而不得不借高利贷，甚至稍富裕者都可能是高利贷者；无法宏观调节的货币流通及后果；通货紧缩；科举制与平民获得财富地位的紧密结合等等经济状况仍是我不菲的收获。
       
        篇五：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作者是黄仁宇。它的重要在于，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具有颠覆意义的叙述历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国人的历史写作，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一种模式，一种口吻，一种角度，只提供了一种画面。黄仁宇的这本书，简直是给我们开放了另一个世界，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大陆人都会震惊，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就像一道匕首，撕开了由意识形态统治历史写作的铁幕。
            谈到这本书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看完《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感觉就是佩服作者对历史的所用观察视角。通常一般的作家，不管是哪类作家写历史总要从整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找这个朝代的衰落过程，然后再从这些研究结果来证明这个朝代的各式人物或成或败的原因。但是黄仁宇老先生却不同，他是反着来。他是从各式的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梳理出当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是以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并且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各式人物(如张居正、戚继光、海瑞等)的悲剧结局来推导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且里面引经据典，用的都是在史料中有真实记载的文献资料作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这就保证了它的可靠性和学术性和来源。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正是这本书的独到所在，本书也正是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一些人对从前和将来的发展展开详细，独到的诉述。一般来说，记载、研究历史的书籍都大凡枯燥乏味，但此书却不同，黄仁宇老先生的妙笔，读起来既又不枯燥也不乏味，反而读起来像侦探小说一样一气呵成，让人深入其中。本书中最有趣的莫过于那些例子，这些例子不但闻所未闻，而且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般在影视作品或者文学作品当中所见到的历史。在这里历史总是很有趣甚至是幽默甚至是不可能，根本不像是真的历史，倒像是作者杜撰的小说。比如戚继光也会向张居正行贿，万历皇帝和当时的朝臣是对立的两派，最惊讶的莫过于当时倭寇的入侵并非单纯的外敌入侵，而是由于万历皇帝关闭了当时的海关大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致使原来沿海经贸比较发达的对外贸易关系受到重创，农民不堪其苦便纷纷联合海盗里应外合反抗朝廷，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本来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又被消灭了。这些都跟一般历史书上的记载和坊间流传的完全相反，但从作者对这些看似小说里才会出现的例子的中又可以让我们找到史料上的出处，这些例子的确都是有文献的真实史料，而非作者杜撰或者臆造的。
            作者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为了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本书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共分七章，每章的标题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在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其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自序) 此书重点描述了几个的人物：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将领——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万历皇帝少年是一个有为的君主，他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一件件事的不能决断，他终于无法忍受。而立储之事就成了他的一个爆发。他终于在这件事上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也由于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在书中我看到了世态炎凉，做一个好官特别是做好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是多么的困难。由于万历皇帝继位时非常年幼，张居正又当老师，教育培养小皇帝，又为了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大力改革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由于居官高位，独揽大权，有时候也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问题。但这些个人的私欲，缺点引起的问题在张居正死后被朝中大臣利用，翻出各种证据使皇帝无法容忍，张居正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王朝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大明王朝乃至我们所有的封建王朝的晚期所需要改革的地方。
       
        篇六：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p>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先生并非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而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我不是学历史的，所谓“门内看行道，门外看热闹”，在热闹之余，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一时感慨万分，以求一吐为快。
        　　
        　　一 历史
        　　
        　　历史本无所谓错与对，但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总爱如此评论：“如果当年韩信在汉中自立为王……”，“假如元朝大军向日本进发不遇到海难……”，这些言论无法改变已过去的事实，有意义的在于总结经验，以改造未来。昆德拉所言“永远隆起的硬块”意亦如此。
        　　历史是欲望推动的，众多的欲望组成之合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力量之源。人类开始住在树上，想到地面生活更好，就到了地面。先是打猎为生，后觉得植物也不错，于是开始了种植。当然，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在有的人想从树上跑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强烈反对，“野兽来了怎么办？”“在地上怎么睡啊？……，这些反对和赞成冲突融合，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最初的人类公社，是人类最团结的时刻，因为那时人常常挨饿，用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就是人的需求还处于最低层——生理需求。

要吃饱饭这统一的欲望就是团结的基石，同一团队的人必须要相互配合才能猎取到食物。但通常这仅局限于内部，在部落与部落之间，如何获得更多的食物就不再是能靠协作解决的问题，资源争斗（抢地盘）则成了更能解决问题的手段，战争和掠夺由此而生。
        　　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更高层次需求相应而生。得到尊重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追求。由于得到尊重的主体必然是个人的，这种欲望彻底破坏了团结，成员之间相互冲突，出现了社会等级。
        　　
        　　二 道德
        　　
        　　等级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彻底解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欲望的冲突，这种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性力量对冲突进行缓冲，这种冲突急迫地需要解决，同时胜利者希望自己的地位能够长久保持，因而道德呼之而出。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希特勒从这个黑洞里舀了一点能量出来便世界大乱，拉登沾了一点就能制造“9.11“。
        　　道德自然而然地成为抑制人的欲望的工具，道德本身的神秘主义特点就意味着对道德的理解的多样性。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如何吃面包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好笑；伊斯兰教的妇女们个个是蒙面大侠，让汉人望而生畏；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今天依然激烈，这说明了道德由于其神秘主义特性，无力完成对欲望的彻底控制，道德只是神秘主义的法律，而不是单纯的法律，有时相反成了欲望冲突中的武器工具。
        　　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中国古代的德治，毕竟是种境界，全民景仰，只因无法实现而不去要求自己的生活，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以国家的名义公然撒谎，在大家都知道是谎言的情况下，搞政治教育，三个代表，事实上连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是个谎言，公然推行与所言不符之政策，此实为世界奇观之最。
        　　
        　　总结：当道德变成谎言的时候，对欲望的抑制无能为力的时候，何不撕掉这层厚厚的包袱，以获新生？欲望是动力，过分地抑制欲望，也让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从此败落，盖为此。</p>       
        篇七：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一部明史研究专著。该书以明朝万历十五年为主轴，运用了大历史观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精辟的解剖，外加之合理阐述同等时期西方社会运转姿态，揭露了中国明朝由盛变衰的过程。
            读了本书后，改变了我对历史的看法，让我深深地意识到，我们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以大历史观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之症结，才能真正做到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合理融合，为我所用。
            万历十五年，表面太平，国富民安，然而在黄仁宇先生的剖析下，整个大明帝国其实危机四伏，各种矛盾激烈对撞。即使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腐朽政治制度滞后于经济颇多，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潮流，溃败实属必然。从不理朝政的皇帝，到有心无力的首辅；从维持传统的阁僚，到受人尊敬却无人效仿的清官；从天生统帅却被打压的将领到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各类思想家。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人的形象。在万历皇帝眼中，或许他自己只是个傀儡，即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不能去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能去打破传统的文官制度。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一个英明的、有改革魄力的、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对阻碍历史进程的伦理制度也毫无能力，何况本身这些制度直接受益者乃是皇帝，他又何来勇气？这也造就了作为明朝的某些皇帝，还经常以赌气的方式跟大臣玩捉迷藏，去换取所谓的自由，所谓的非紫禁城的气息。在这种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反而要求人们去追寻创新，去强调发展，而创新的成果一旦触犯到该制度又将会无情被压制甚至为之牺牲，这自相矛盾的去维系旧制度的做法实在需引起人们反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也出现了像反右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种种主观不符合客观的做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这正确的决定迅速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依法治国也正式纳入宪法，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但同时，国家当今依旧面临的不少问题仍需我们从这本书中去学习和借鉴。面对当今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它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不仅要借鉴外国优秀成果，更要深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在中西文化的融合下，产生一个既不同于传统文化，又区别于西方文化，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之中，产生于对自身矛盾的不断解决之中，产生于对自我的不断完善之中。只有如此，国家才能不断发展，人民才能永远安康。
            以上就是我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篇八：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中国古代德治政治的优越性结束了，形式也结束了，但它的流毒却远未终结。儒教的本本没有多少人再学习了，儒教的精华没有多少人再记得了，但儒教的糟粕却深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